身份与反抗：汉娜·阿伦特与她笔下的犹太沙龙女主人

撰文：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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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观察与反思的结果是，沙龙里的友谊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政治行动，也不会为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带来任何切实改变。纵观19世纪初期柏林沙龙文化中的犹太女性，无论在犹太社会还是德国社会，无论是改宗、还是与非犹太人通婚，都没有给她们带来理想中的认可与接纳，反而更加凸显出她们的犹太身份。

我身上德国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因为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 ——都只能进一步模糊真正的处境问题。

——阿伦特

《拉结·范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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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特立独行的传记

阿伦特一生只写过两本传记。那本知名度更高的《黑暗时代的人们》更像是用文字和思想汇编的人物肖像册。尽管都是在向思想、行动或命运上的同路人致敬，但无论从篇幅、思考的连贯度还是问题的集中程度、延展意义上看，《拉结·范哈根——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无疑都更像是一本披着人物传记外衣的思想笔记。全书独特的写作视角、运笔方式以及明确的问题意识，成就了一本特立独行的人物传记。

传记的通常写法是以政治后果来反衬个体的人生故事，阿伦特则坚持从拉结的内心成长出发，“只有少量内容按照年代顺序或上下文参考书目来迎合读者需要”;在某些章节，作者甚至完全打破梦境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或顺序，而且刻意忽略拉结的“家庭、童年、不出众的长相、对年轻男人的魅力”等对于传统传记来说必不可少的内容。书中汇集大量史料、书信、人物关系，但很少去总结或赋予其政治历史含义，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一切作为探索拉结心灵成长史的证据。

阿伦特很清楚，要深入认识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更具体地说，是自启蒙以来的德国犹太人同化问题，只能通过具体生动的生命故事。正是在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身上，才能折射出犹太人共同的问题。出于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同时也是出于对拉结的爱与尊重，作者希望读者尽可能专心聆听人物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带着任何先入之见去对号入座。她有意规避当时盛行的心理分析、深层心理学、笔相学等现代手法，不让任何或善意或恶意的揣测高于人物自身的想法。全书关注拉结的内心成长，严格拒绝将其作为分析科学的对象。通过征引书信原稿、秉承内心视角(Innensicht)，作者冀求达到“如拉结本人在书写”的效果。

这本书既像是用传统的文学阐释学解读拉结的一生，同时又是作者本人思想轨迹的一段忠实记录。为一个一百年前的犹太女人作传，并非阿伦特一时心血来潮。从1920年代末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的求学时代起，阿伦特就开始研究德国浪漫派。她在海德堡旁听F·贡多夫的课，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师长组成一个知识分子圈，其中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阿伦特从贡多夫的课上受益匪浅，她的德国浪漫主义情结和对犹太沙龙兴趣也是从此时开始日渐浓厚。但阿伦特此时尚未潜心学术，而是像当初的拉结·范哈根一样广结非犹太朋友、谈恋爱、扮时髦—作者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对犹太沙龙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但那还只是一种顺其自然。直到后来，魏玛共和国后期反犹势力膨胀，阿伦特开始深入思考自己、思考犹太女人的处境。这个思考最终指向了犹太人问题，即犹太人的自我确立(Selbstbehauptung)与自我规定(Selbstbestimmung)问题。在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支持下，阿伦特向德国研究学会前身德国科学临时学会申请奖学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以拉结·范哈根的生平为例研究德犹同化问题》。作为19世纪初柏林沙龙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犹太沙龙女主人，拉结·范哈根在很多方面都令年轻的哲学博士阿伦特感到强烈共鸣；她对犹太身份的认知，为获得承认所作的不懈努力，成为扣动阿伦特后半生政治哲学思想的扳机。

《拉结·范哈根》共有十三章，其中前十一章写于1929-1933年；1933年，随着阿伦特流亡生活的开始，写作一度中断。1957年，书稿首先以英文出版，两年后德文版才问世。此间，随着人生阅历的改变、对某些问题认识的转变，加之颠沛流离造成一些资料遗失，作者对全书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和补充。在后两章中，阿伦特明确了当年前十一章里没有直白说出的她对犹太身份及其政治含义的理解。所有章节表面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因为每个标题后面都括出时间跨度，章节间的年代彼此相接。实际上，每个部分都以标题中出现的问题为主线，排除了拉结一生中的偶然事件和在作者看来并不构成因果关系的经历。这样一来，这本传记难免不给人造成主观色彩过强的印象，就算说它是作者以拉结人生为素材进行的思想创作也不为过。

拉结的犹太人身份以及阿伦特对犹太身份问题的理解，是范哈根这部传记的核心主题。【最后两章的标题分别为“在新贵与贱民之间”(Zwischen Paria und Parvenu)以及 “你永远逃不出自己的犹太身份”(Aus demJudentum kommt man nicht heraus)—作者注】阿伦特想要借助范哈根的故事揭示出社会与思想层面的反犹主义如何作用于个体命运，同时明确一个问题：无数犹太人一直努力追求融入德国市民社会，这种努力是否最终宣告失败？作者本想通过范哈根的经历找到问题的答案，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寻找渐渐变成了一种印证——印证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由模糊到清晰的判断:同化时期开始于拉结·范哈根的时代，当种族主义开始成为德国政府的政策时，不仅同化结束了，而且所有同化的渠道也随之关闭。伴随这种印证的还有阿伦特对于启蒙以来德国思想文化的深刻反思、对思考(哲学)与行动(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正是在此期间，并不满足于书斋式哲学研究的阿伦特发展出了一种政治觉悟，为她日后成为政治思想家奠定了基础。

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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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抗身份的故事

拉结·范哈根，本名拉结·莱文(Rahel Levin)，1771年5月19日出生于柏林一个普通犹太商人家庭。她在世的六十二年里，欧洲社会可谓处在火山爆发前的酝酿期:表面相对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拉结的少年时代，普鲁士还处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之下。她三十五岁那年，拿破仑战争的火焰蔓延到德意志的土地上。拉结的自我认知道路，几乎与当时欧洲的文化走向并行 ——从启蒙后期到浪漫主义盛行期，再到浪漫主义的由盛转衰，她都是重要的见证人。那个时候，许多有识之士、启蒙学者都曾呼吁为犹太人争取平等权利，犹太人也(似乎)第一次与德国主流社会融合在一起。柏林是18世纪唯一一个允许犹太社团存在的邦国首府，那里没有其他拥有犹太居民的欧洲城市所常见的隔都，那里的犹太人所受的居住限制也非常少。与此同时，普鲁士国王的开明君主制度推动了启蒙和宗教宽容思想的传播。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时，柏林犹太人又已经超过四千，许多犹太人在语言、衣着、风俗习惯上已被同化。这些都为后来的沙龙文化提供了丰实的土壤。

犹太人的个人命运与其所处时代的整体思想氛围贯穿《拉结·范哈根》这部传记始终。阿伦特笔下的拉结，既是启蒙和浪漫思想的见证人，同时也是践行者。早在拉结出生前，在浓重的启蒙文化氛围影响之下，大多犹太家庭就已不再重视犹太传统，转投新的宗教。理性就是那个时代的新宗教。启蒙思想令人们尤其是犹太人相信，任何人都有权通过学习或接受教育来塑造自己，有权通过理性和修养去赢得尊重。相对于男性，犹太教本身就不重视对女性进行传统教育，强劲的新式教育理念又令拉结很早认识到自己的劣势。她没有传统，没有榜样，不受重视——正统犹太家庭的出身，导致她从小就没接受过德国式的教育;她早年的书信都是用意第绪语书写就，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对自身劣势或曰天降不幸的认识，后来锐化为犹太出身乃“天生耻辱”。这一点明确表现在这部传记开篇的标题之中。【第一章的标题为“犹太女人与施莱米尔”(Jüdin und Schlemihl)。施莱米尔是浪漫派作家沙米索笔下的著名形象，因出卖自己的影子而失去身份认同— 作者注】在拉结身上，阿伦特看到了一个完全赤手空拳要赢得社会承认与安全的女人。作为犹太人，她并不富有;作为女人，她不够漂亮;生活在启蒙时代，她文化教养不高。于是在阿伦特笔下，拉结的一生从有自我意识的那天起，就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摆脱耻辱感、为获得话语权、为争取主流承认、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斗争。

作者把拉结的情感生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聚焦其情感与思想纠缠下的大量自我观照与反思;另一方面，作者在人物的自我剖析与个人隐私之间小心取舍，并不追踪一个女人恋爱的细枝末节和偶发因素，而是探究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以及促成拉结心灵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自从欧洲进入文明社会，同贵族结婚都不啻为犹太人提升社会地位的常见方式。从1790到1804年，拉结经历了数次不顺的恋爱、订婚、取消婚约，对象非官即贵;而失败的原因，多少都与她的犹太身份有理不断的关系。24岁那年，拉结结识卡尔·冯·芬克施坦伯爵，两人很快订婚;然而两年后，二人和平解除婚约。据说是因为这个贵族之家容不得一个犹太儿媳。1801年底，她又认识后来成为梅特涅顾问的弗里德里希·根茨，没过多久还是以分手收场。原因之一即是根茨对犹太人的攻击。阿伦特呈现给读者的拉结，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女人，抗拒犹太身份只是这种意识的表象之一。作为有抱负的女性，要在男权社会取得承认，自然难上加难。尽管拉结一度对西班牙贵族拉斐尔·德·乌尔基霍爱到不能自拔，却终因后者强烈的男权思想以及沟通不畅而分道扬镳。在经历一系列跨国、跨等级的感情挫败之后，她不得不放弃通过婚姻提升自我价值这条路，并开始对之前的努力进行反思，这些都被阿伦特忠实地呈现出来：与生俱来的双重边缘人身份—— 犹太、女性(意识)——根本无法通过婚姻化解，反而成为所谓理想婚姻的最大障碍。恰恰是这种强烈的边缘人意识和反思习惯，令阿伦特感觉自己在范哈根身上找到了知音。

拉结的第二种斗争方式是事业。在犹太、女人之外，她唯一一个靠自己努力而赢得的身份标签，就是19世纪初柏林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主人。根据史料，沙龙这一风行于18世纪末巴黎上层社会的社交形式，在柏林扎根后收获了更多文化意味。通过对沙龙文化的成功移植，拉结的才能与自我价值得到极大彰显。沙龙文化的繁荣背后，是性别和犹太身份的淡化。在当时的沙龙中，女性客人相对男性客人所占比例较小；而在男性客人当中，非犹太男性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沙龙应该是一个淡化犹太人与非犹太界限的所在。不过，阿伦特对此并未作出特别的褒扬，而是深入到沙龙场所的内部，以冷静的目光审视拉结作为犹太沙龙主人所经历的内心变化。

犹太女性能够在柏林成功创办沙龙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首先说明，有开明君主制的铺垫，普鲁士社会对犹太人的宽容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拉结自始至终对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吝赞美之词，也因此对贵族好感倍增。1790年，拉结的第一个沙龙在她柏林耶格大街的家里开张。这是一个真正汇聚知识分子的社交圈，许多后世广为流传的思想和作品，都在这里首先发声。在拉结的沙龙里，甚至形成了最早的歌德崇拜圈。拉结本人就是《威廉·迈斯特》的忠实读者，这部成长发展小说引发了她强烈的共鸣。在塔社贵族身上，她再次呼吸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开明君主时代的气息。歌德在小说中通过贵族与市民女子的婚姻，标志性实现了贵族与市民的平等与融合。阿伦特抓住这一点，认为它对一度冀望通过与贵族成婚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拉结来说不啻为一个鼓舞，尽管后者要跨越的界限不是从市民到贵族那么简单。

沙龙表面制造了一个身份等级无差别的社交空间，实际却供养着一批精神贵族。在沙龙里，固定的社会等级、职业、身份地位、性别、家庭出身都不再成为人与人交往的通行证；取而代之的是匹配的学识、相近的志趣、共同的品味和出色的表达能力。当时经常造访拉结沙龙的客人中，不乏诗人、作家或文化名人，比如歌德、弗·施莱格尔、洪堡兄弟、让·保尔以及后来浪漫派的著名代表蒂克、布伦塔诺。与此同时，一些演员、艺术家也是沙龙的常客。此外当然还有像路易·费迪南德亲王这样的王室贵族。只是在沙龙里，一个人的贵族身份并不会为他带来任何优越感，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有才和表现力。这也正是拉结的过人之处。沙龙不仅令上进的犹太女性凭借自己的见识、又才、沟通能力去创办社交圈子，而且悄悄改变着男女之间的交往模式。以自身生活饯行浪漫主义纲领的施来格尔夫妇，初次相识就是在文化沙龙上；与拉结曾经交往过的根茨，也时常出入于沙龙。可以说，这里既是浪漫思想的实践场所，又是拉结犹太身份的暂时遁形之地。

拉结·范哈根

到1806年关张之前，拉结的文化沙龙在整个柏林堪称最有影响力也最为成功的一个。在阿伦特看来，这个沙龙之所以关闭，有外部时局的原因，也有自身家庭的原因。一方面，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蔓延，德意志民族情绪日益浓重，连拉结本人也一度被爱国热情所感染。可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反犹主义的泛滥。1803年《反犹太人》一书的出版和持续再版就是一例明证。(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格拉特瑙于1803年出版《反犹太人》，主张驱逐犹太人或把他们的生活空间限制在隔都。该书当时一版再版，一共印了六版—作者注)18世纪才过去不到几年，开明君主时代打下的和局一触即破，德犹同化的和谐薄如蝉翼，不堪一击。1810年普鲁士改革之后，有关平等的要求以及国家主义的启蒙思想，再次点燃潜藏的反犹主义之火。另一方面，拉结在母亲去世后彻底失去了依托，过着非常不稳定的生活。由于母亲临终前没有立遗嘱，拉结家的生意完全由长兄掌管。虽然哥哥每月会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妹妹作家用，但是金额的多少取决于当月生意的好坏。所以，假如没有哥哥不定量的施舍，她便完全断了经济来源。1806年10 月，随着拿破仑进驻柏林，拉结的沙龙正式关闭，此后很多年里都没有动静。

拉结第二次办沙龙是在1821-1832年之间。阿伦特再次把感情受挫视作改变这个女人生活与思想方式的重要契机:与贵族马尔维茨暧昧许久却无法达到她想要的“结盟”状态，拉结毅然决定做个了断。与一个普通人结婚，抛却柏拉图式的情感，过上市民生活——这就是阿伦特为范哈根总结的第三种身份抗争形式。1814年9月27日，拉结改宗并嫁给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卡尔·奥古斯特·范哈根。她此后的婚姻生活可谓风平浪静，而年轻的传记作者阿伦特对此颇不以为然，这从她对卡尔的描述可见一斑。她认为拉结嫁给了一个把自己当作女神、航标、一生挚爱的男人，内心却并不爱这个不够聪明、不够高贵、不够浪漫的男人。尽管丈夫后来从故纸堆里翻出家谱，证明自己是冯·恩泽(von Ense)的后代，但这个贵族头衔在作者看来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丈夫给他仰慕贵族头衔的妻子找来的一丝安慰。此外，阿伦特几乎从不用冯·恩泽称呼范哈根。

然而作者并不否认，这段婚姻帮助拉结创造了后半生的安稳以及自我实现的基础。在1819年跟随丈夫从特普利茨回到柏林之后，拉结渐渐恢复了创办沙龙的信念和条件。她依然是独当一面的沙龙女主人，凭借机智和又才赢得他人尊重，甚至被尊称为“智慧女神”。沙龙不仅赋予拉结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帮她收获真正的尊重。这一时期的沙龙客人中，诗人海涅是与拉结交流最频繁也最深入的人之一。他对拉结膜拜有加，甚至将《还乡集》献给她。犹太身份带来的困惑和为争取承认而斗争的坎坷令二人惺惺相惜，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却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积极改宗，另一个虽然也改宗，却从未放弃怀疑。从书中可以读出，接受而非抗拒自己的另类存在，不再努力根除自身历史身份，令拉结真正获得了自由。承认自己是局外人、有特殊性，赋予她一种独立，使她不再做附属品或牺牲品。

在传记的最后两章，作者指出拉结对犹太身份的纠结远未结束，并断言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犹太身份带来的差异性;在这种差异中，蕴含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与不被承认。拉结对身份问题的纠结并非空穴来风，阿伦特的判断也可谓有理有据。在传记第十二章“新贵与贱民之间”中，作者引用威廉·冯·洪堡的话，佐证自己在写作中断多年之后更加坚定的认识——在听说拉结成婚后，洪堡不无嘲讽意味地说：“有人告诉我......范哈根娶了小莱文儿。这样一来，她也当上一回大使夫人，成了精英了。真是没有犹太人办不到的事。”【曾频繁出入犹太沙龙的威廉·冯·洪堡，在其著作《论人类精神》中提倡每个人充分展露自己的个性，克服偏颇，实现完善，然而这一倡议的对象似乎并不包含犹太人。洪堡一方面公开支持和捍卫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另一方面称其为“犹太群氓”(Judenpack)—作者注】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拉结·范哈根直到临终前都在强调自己是犹太人。阿伦特塑造的拉结，是一个纠缠在各种关系当中的人，尽管这个人想就自己的犹太身份与外界进行和解，但却始终没有获得成功。通过从最初因为难以理解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意义而进行的孤独探索，到最后对自我意识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爱恨交加的接受，作者追踪到这种转变的形成过程，并结合其他犹太“贱民”(Pariah)的人生历程进行解读。(除了拉结之外，被阿伦特称作 “贱民”的人还有海涅、普鲁斯特、卡夫卡、卓别林、本雅明等—作者注)她一面不无敬意地向人展示拉结为摆脱犹太身份标签所做的斗争，另一面又不得不以“永远走不出犹太身份”这一饱含悲剧意味的章节标题为这个身份抗争故事做最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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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身份的重新认识

在阿伦特的个人词典中，真正的人是贱民。把这个源于印度种姓制度的词运用到犹太民族身上，始于法国犹太人伯纳德·拉扎尔(1865-1903)。1880年代，法国相继发生布朗热事件、德雷福斯事件，民族沙文主义运动和反犹主义思想一度掀起高潮。拉扎尔将现代反犹主义与基督教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反犹太教相区别，明确拒绝被同化，并且与赫茨尔的官方犹太复国主义划清界限。阿伦特支持拉扎尔的贱民说，把涉及同化问题的犹太人分为贱民与新贵/暴发户 (Parvenu)两种，贱民之中又分为革命者与游手好闲者两类。阿伦特的朋友们 ——无论是跨时空的精神伙伴，还是现实中的至交——都不是无意识的贱民，而是有革命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贱民”。她对有意识的贱民所作的定义是，由于与众不同而成为边缘人并且为社会所歧视的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贱民”就是未被社会同化的人。有意识的贱民隐秘承载着被迫害者的骄傲与传统的滋养，他们要通过社会“目光”的注视，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自己的差异性。要进入社会又要保持差异，19世纪初柏林的沙龙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矛盾诉求的缩影。

沙龙是一个社交空间，为怀有不同兴趣禀赋的人提供了沟通之所；而那些不同凡响的个体，尤其是天赋很高的犹太女性，作为沙龙的主人可以创造一个可见的自我表达空间。柏林的文化沙龙基本以家庭为活动场所，尽管运作方式效仿巴黎的沙龙，但它们在当时的名称却并不叫“沙龙”，而是以“开放之家”、“茶社”、“茶桌会”等模糊概念回避具体定义。各位沙龙女主人不会不知道，这个词本指贵族宴会。名称上的差异反映出她们“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表明她们“想要塑造的是一种有别于贵族又不同于市民的认同”，也以半遮半掩的方式透露出她们在贵族情结与均等思想之间的纠结。沙龙令她们从传统贱民家庭中自我解放出来，协助她们在一个启蒙的时代缔造高水平的文化，在不同阶层、宗教团体、两性之间建立起纽带。沙龙就如同一个小社会，用四面墙为成员彼此间营造出新型的社交与私密关系。

对犹太沙龙文化的思考延伸了阿伦特的政治思考。在探索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时候，阿伦特发现了城邦空间思想的两个特性，即可见性与透明性。沙龙颇有城邦制的影子，尤其是二者都建立在平等思想基础之上。然而，18世纪的沙龙虽有可见性，却并不是透明的自我揭示，甚至不乏护短与矫饰。这与文化沙龙的自我定位不可分割。在沙龙里，私人间的交往多于完全公开的交流，前来聚会的宾客被叫做“家庭之友”。阿伦特认为，对家庭与社交领域的融合，进一步模糊了感性与理性的界限。古希腊城邦制非常重视城邦公民之间的友谊，沙龙当然也是一个塑造友谊的空间;然而，这里的友谊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友谊，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倒不如说是纯私人性质的，尽管二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

对于阿伦特而言，讲述拉结·范哈根的故事意味着进入一个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过程，意味着重新定义德国犹太人。她并不否认犹太女性沙龙对于改善德犹关系所做的贡献，但却对所谓的德犹同化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阿伦特在《原始同化——拉结·范哈根去世百年祭后记》(1933)一文中指出，同化首先是一个事实，后来在自卫斗争的语境下，才变成一种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同化更多地停留在思想层面，甚至堪称犹太人的一厢情愿。她在具有启蒙思想的犹太思想家门德尔松身上看到，尽管个别犹太知识分子得到德国主流文化的认可，但此类案例并没有普及开来。

阿伦特认为，门德尔松幻想去启蒙犹太整体，但涉及到同化问题，却只能因人而异；要把犹太人作为整体同化，仅仅是个空中楼阁。退一步，即便是个人层面的同化，也只能说是愿望美过现实。门德尔松在世时尚且被叫做“受保护的犹太人”，更何况是想要摆脱身份标签的普通犹太女子！而拉结身上的两种同化倾向——天主教教义与启蒙思想宣扬的普遍主义——往往将她置于比犹太男性知识分子更深的矛盾与困惑之中：作为国家公民，怎样才能不背叛犹太教义？作为犹太女性，怎样在不丧失自我的同时又不丧失亲友?她当然不会像门德尔松那样用犹太教即“永恒真理”来解决自己的历史、宗教背景同启蒙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她始终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最后不得不接受天生局外人—— 犹太“贱民”的身份。

摩西·门德尔松

无论是拉结生活的启蒙时代晚期，还是193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都令阿伦特更加相信，所谓德犹同化只是一个虚假繁荣，启蒙以降的德国社会从未准备好接受犹太人。犹太人阿伦特在纳粹上台前的德国学到了范哈根在19世纪德犹同化期所学的东西——一个人走不出他的犹太身份。她自幼生活在德国文化之中，受过很好的德式教育；无论家人还是朋友，大都来自在当时看来同化了的犹太世家，并且都已习惯犹太人这个特殊的身份标签。但是在激荡的社会现实中，阿伦特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基督教反犹的新型仇犹形态，她怀疑犹太人是否真正实现过同德国社会的融合，进而思考犹太身份对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给老师雅思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身上德国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因为任何形式的过度简化——无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还是同化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的——都只能进一步模糊真正的处境问题。”尽管曾短暂地为犹太复国主义振臂高呼，但阿伦特并没有加入任何团体，而是如拉结一样，成了一个“有意识的贱民”、一个社会边缘人。她选择不被德国文化所同化，也不做激进的复国主义者，同时对融合与复国两种思想倾向都保持高度关注;德国与犹太，于她从来就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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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启蒙与浪漫主义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对犹太身份以及德犹关系认识的深化，阿伦特开始重新思考启蒙与浪漫对犹太同化的影响。她不再沉迷康德、歌德的启蒙思想，而是越发肯定一个事实：犹太人在德国文化中格格不入。在一篇完成于1933年的文章(《启蒙与犹太人问题》)中，阿伦特开门见山地指出，现代犹太人问题肇始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纲领及其提出的解决办法，为犹太人的行为以及同化作出了定义。

阿伦特认为，莱辛对理性与宽容的提倡为后来德犹关系短暂的融合期拉开序幕。她十分看重莱辛在理性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所做的区分，但同时也看到，莱辛对理性的崇尚以贬低历史价值为代价。她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莱辛的历史观中，历史要依附于理性而获得价值;因为历史无权向理性证明任何事，历史事实是偶然的，而理性事实是必然的；历史实践只能通过事后的理性阐释而正名，理性决定此前的历史实践是否符合理性；被理性启示过的历史，其作用如同人文教育者。阿伦特发现，历史作为教育者，与理性是互相抵牾的；理性只能确认历史中那个“所是”，而不表明“怎样是”；即是说，理性只说结果，而无视变化的过程。另外，她认为莱辛的理论中还有一点对犹太人不利：将宗教与经典分离。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圣经的权威性以及上帝作为尘世权威本来具有的可见性与可知性。

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

犹太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同样认为理性高于历史、甚至独立于历史之外，而不是根植于其中；通晓历史与否并不重要，一个人的修养就是自由思考。阿伦特指出，门德尔松只是部分接受了莱辛的历史观，而且他的一切思想都以忠于犹太教为前提；在当时主流知识氛围下，门德尔松自然无须去揭示那个所有犹太人都无法面临的窘况——脚下无根。然而，正是缺乏传统教育、缺乏对犹太民族的认识，使得像拉结这样追求自我实现的犹太人在后启蒙时代根本无立足之地。

在以门德尔松的学生大卫·弗里德兰德(David Friedländer, 1750-1834)为代表的第二代同化者身上，阿伦特看到了一条激进道路，批评其为达到同化而不惜亵渎自己的宗教——在门德尔松那里，自由意味着教养自由以及反思自身宗教的自由，一切依然紧扣住祖辈的宗教；尽管他不遗余力地向犹太人推广德国文化，用德语写作，但是整个家族始终都是正统犹太教徒，本人及子女无一人改宗；而弗里德兰德只把反思当做改变犹太人“政治条件”的一种手段，并且公开倡导接受天主教洗礼。淡化历史、改宗、提高修养、建立新的身份标签，这正是拉结走的线路。阿伦特在《拉结·范哈根》的前言中写道：拉结本人曾明确讲到过浪漫元素，曾自比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并且认为“我命中注定(是个艺术家)”；把生活过得像艺术品一样、以为可以通过“教育(Bildung)”把自己原本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是拉结与同代人皆犯的大错，抑或是对自我的误解。

这个错误或者误解的产生，既非个案，亦非偶然。拉结的大半生还与另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关键词紧密相关，那就是浪漫。对浪漫思维以及生活方式的观察与反思，令阿伦特这部传记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时代批判意义。《拉结·范哈根》的副标题即为“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作者开篇即提出，正是出于对浪漫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追逐，拉结长期纠缠在无望的身份抗争之中;尽管从二十岁起便困扰于自己的犹太出身，但她长期陶醉于冥想与沉思，乃至她同贵族之间屡次失败的恋爱，也与浪漫思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第一章里，阿伦特对浪漫派推崇的冥想与反思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认为，不断反思使人释放情绪来逃避现实;在沉思中，隐私的和公开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真正令拉结觉醒的，是婚前最后一次跨等级的“友谊”。叛逆的贵族子弟马尔维茨教会了她目空一切，这令她激动不已，但是他对世界的蔑视根本不同于她充满绝望的局外人视角。小她十五岁的马尔维茨尽管也感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局外人，但这位容克贵族自始至终都在俯视这个社会，而拉结这个犹太女子则一直在仰视。一个是主动选择做局外人，另一个根本无从选择。身份等级的不同，注定他们在对自我与对世界的理解上有本质的不同； 他们相会在沙龙这个文化圈子里，避开公众目光去建立私密的、不平等的、含糊的“友情”。拉结写给马尔维茨的信，字里行间一如既往充满了内省与对回应的期待。当她终于想要为这段模糊关系寻找明确定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活在孤立状态里。阿伦特用“一段友谊的破产”作为这一章的标题，也是在宣告拉结最后一段浪漫幻想的破灭。

阿伦特观察与反思的结果是，沙龙里的友谊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政治行动，也不会为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带来任何切实改变。纵观19世纪初期柏林沙龙文化中的犹太女性，无论在犹太社会还是德国社会，无论是改宗、还是与非犹太人通婚，都没有给她们带来理想中的认可与接纳，反而更加凸显出她们的犹太身份。她们对家庭与公共领域界线的重塑，还引发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在19世纪上半叶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沙龙渐渐不再是“友情与隐私的保护地”，从前的优雅、亲密、其乐融融，完全被另一番气氛所取代。沙龙客人间的交谈，慢慢带有火药味，妒忌、争斗、诡计纷纷登场，甚至还有情色纠纷、不忠、出卖等行为。表面上，阿伦特批评浪漫思维打破一切边界的主张；实际上，她认为沙龙破坏敌友亲疏、公私领域之界限的观点，恰好触及到20世纪早期政治哲学家对浪漫派的政治批判。

阿伦特通过拉结的故事对浪漫主义思想的实践进行了彻底否定，与此同时，她还对浪漫主义理论与犹太人问题做了根源性反思。她在浪漫主义思想先驱那里发现，恰恰是浪漫主义思想家令德国主流社会在作为边缘人的犹太人眼里更加遥不可及——施莱尔马赫赞成德犹融合，但不提完全同化;赫尔德尽管承认犹太人是上帝选民，尊重犹太人独特的生命感知，可是却强调犹太人是外来种族。阿伦特一开始惊喜于赫尔德调转了历史与理性的地位，把历史放在高于理性的位置上。她耐心梳理赫尔德对犹太问题的贡献，认为是发现历史的不可复归令赫尔德成了最伟大的历史阐释者;因为通过他，犹太人第一次作为《旧约》的占有者出现在德国文化之中。在莱辛等启蒙思想家那里，犹太问题主要源于宗教；而在赫尔德这里，同化是一个政治问题。令她喜忧参半的是，赫尔德以一种奇特而迂回的方式把历史还给犹太人，孰料这种间接的归还完全破坏了犹太人所理解的过去——赫尔德认为历史不可复归，时间不能倒流；而犹太人则认为，历史就要反复从转瞬即逝中被拯救出来。在非犹太人主宰的世界，犹太人只有通过塑造自己、获得教养而幸存;假如教育或塑造意味着理解过去，那么“被塑造的(有教养的)”犹太人就只能依托于一个格格不入的过去。赫尔德在“点燃德意志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未必预见到“一种民族自大情绪以及种族优越论”的伴生，但却在理论层面把犹太民族推向一个更加边缘而绝望的位置。

作者授权刊发，部分注释略。原标题为“抹不掉的身份印记：汉娜·阿伦特与《拉结·范哈根》”，发表于《北大德国研究(第五卷)》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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